14年前，带着母亲缝在衣服里的300元钱走进大上海时，17岁的睢宁姑娘朱雪芹难以想像：自己有一天会坐在人民大会堂的席位上，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，为1.5亿农民工代言。

　　上海首批农民工劳模、上海市党代表、全国人大代表……一个个新名头，见证朱雪芹个人命运变化，也传递出一个国家的变迁与进步。

　　早在去年5月，本报记者就曾赴上海，听朱雪芹说生根上海的故事。

　　“刚进厂，我还以为工人们身上插了电！”

　　1994年，我到华日服装公司上班，当时初中才毕业。劳务公司在睢宁凌城镇招了15个人，我是其中一个。

　　我有两个姐姐，一个弟弟，全念书，父母供不起，我就主动辍学，出门打工。父母不同意，怕我上当受骗。我和他们谈了通宵，才答应放我出来。母亲给我100块钱，又在衣服里面缝了300块，叮嘱我：在外面呆不下去了，就用这些钱买票回家！

　　在我们老家，做衣服用脚踏缝纫机，而在公司，我看到全套日本进口的生产线，看到工人忙个不停，我好奇：这些人身上有没有插电？怎么做得这么快！我很害怕，怕自己适应不了。

　　我被分到装裤腰的工段，3个人在一起。其中，有位大姐已做了3年，一天能做500多条，而我只能缝100多条。当时我想，什么时候能赶上她，我就成功了。结果，3个月后，我就超过了她。

　　裤腰缝好了，我又在想，如果能把缝裤子的所有工序都学会就好了！当时，一条裤子大约经过四五十个工序。为了学艺，我就用最快的速度，干好自己的活，然后偷偷瞄着人家怎么操作机器。

　　大约两年后，所有工序我学得差不多了，成了技术骨干，整条流水线，哪里需要我，我就到哪里“救场子”。

　　“烧中国菜，跟日本孩子换日语”

　　因为连续两年当上公司“优秀员工”。1998年，我被派到日本广岛去学习。

　　当时我对日语几乎一窍不通，只会说“早上好”之类。在广岛工厂，我每天带上词典和小本子，随时听，随时记，随时查。为学日语，我跑到工厂附近的小学，跟十几个小学生交朋友。周末，我把他们约到家里，烧中国菜给他们吃。麻婆豆腐，宫爆鸡丁，青椒肉丝……一顿饭下来，与饭菜有关的单词就学会了。

　　在日本的三年，我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，不再是那个出门挣钱贴补家庭的打工妹，从尽责敬业的日本人身上，我看到：知识改变命运，学习改变命运。就是在日本，我决定不回老家了，要在上海扎根，让下一代接受更好的教育。

　　有一次，我发现一名日本员工用错了线，马上叫他停下来，问这个线是谁拿的。他说，不是你让我拿的吗？当时，车间里所有人都用鄙视的目光看着我，责怪我：“作为一名管理者，你怎么可以把这么重要的事搞错呢？”我没有辩解，只是说，“对不起，已经做好的裤子要全部拆掉。”这500条裤子，我们整整拆了两天。

　　后来，同事们知道是我被冤枉的。他们把说谎的员工带来，向我深深鞠躬表示道歉。

　　日本这家公司的副社长给我月薪20万日元(相当于人民币1.6万元，当时我在国内的工资1000块钱还不到)，希望我留下来为他管理工厂。我拒绝了。“我还是回到自己的国家，那里更适合我。”

　　“2800秒缝条裤子，比日本人快了200秒”

　　2001年时我从日本回来，当上车间领班，在一条流水线上管40多人。

　　我把从日本学到的经验引进来并加以创新，创造了用84道工序、2800秒做一条裤子的纪录。当时，日本工厂需要90多道工序、3000秒。而在我们公司，还是沿用40多道工序的流水线，做好一条裤子要花1个多小时。

　　这200秒是怎么省下来的？我发现日本的分工太细了，有些人力就被浪费了。像缝西装腰脚，在日本是要一个人来做。其实，只要三分之一个人就够了。还有打扣子与翻腰脚，也只需要三分之一个人，我把这三道工序并成一道，既省了人，也省了时间。

　　“我会说上海话，但就是张不开口”

　　我的家已经安在上海了，爱人是上海人。但你要问我是哪里人，我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江苏睢宁人”，或者，“新上海人”。在家里，我跟儿子说话用上海话，跟老公、婆婆则用普通话。我会说上海话，但就是羞羞答答张不开口。

　　我觉得，自己算是个成功者，虽然一个月收入不过两三千块。现在，我每周去华师大学几次日语，准备考级。因为就是学习，改变了我的生活。否则，我也跟那些老乡一样，攒点钱回家，嫁人生孩子了。（完 ）